公司应该根据谁的利益运作

摘自《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张夏准 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从一种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即从亚当·斯密时期最多有几十个雇员构成并且只有一个雇主管理的制针厂、肉店和面包店等转变为拥有成百上千雇员–包括高管本身–并且组织结构复杂的大型公司。

起初,人们长期担心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动力问题–拿别人钱财赚钱的高管将会过度冒险–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在推行有限责任制度的初期,许多大公司是由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企业家管理的,例如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或者安德鲁·卡内基,他们通常都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尽管拥有公司部分所有权的高管仍会滥用职权和过度冒险,但是有一条底线可以有效制约他们,因为在拥有大部分公司股份的前提下,他们如果作出过度冒险的决策,就肯定会伤害到自身的利益。而且,许多拥有公司部分所有权的高管都是一些具有超常能力和远见的人,因此,即使是在不完全受到物质刺激驱动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也常常会比大多数拥有全部所有权且完全受到物质刺激驱动的高管作出的决定更高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新型的专业高管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步取代了那些个人魅力无穷的企业家。……专业高管开始在公司中扮演主要角色,而股东在决定公司运营方面变得越来越被动。……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受雇的高管是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法定业主(股东)的利益来经营公司。人们认为,当这些高管应当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时,他们却在推动公司的销售规模和自己的奖金最大化。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直接参与到了形象工程的事务中去,这些工程尽管极大地提高了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对公司利润的增长和公司价值的提升毫无帮助。

一些人将专业高管的崛起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可能又不完全受欢迎的现象。……(加尔布雷斯认为)而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抗衡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强化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工会力量。

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更加彻底的私有制的拥护者也认为,高管必须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管理动力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重新设计。为此,不少头脑聪明的人开始研究这一“动力设计”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要获取“圣杯”绝非易事,因为高管总是可以寻找到一种只根据合同字面意思而不是合同精神行事的方法,尤其是当股东不那么容易证实公司利润情况不佳,到底是因高管不重视利润还是因遭遇不可抗力的因素时,更是如此。

……最后,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圣杯”这个无处寻觅的稀世珍宝终于被找到了,这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也就是专业高管获取回报的多少应当与他们能够提供给股东的利润的大小挂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大幅削减公司成本,即工资、投资、存货、中层管理人员等。其次,公司利润的最大部分应当通过红利和股票回购的方式分配给股东。为了鼓励高管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公司内部优先认股权在高管薪酬中的比例就应当提高,这样,他们的利益就会与股东的利益更加一致。这种看法并不仅仅是股东提出来的,而且也是许多专业高管所倡议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很快就成为美国商界的时代精神。一开始,这一原则无论对于高管还是对于股东都的确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尽管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大幅攀升,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呈上升趋势。……专业高管与股东之间的这种肮脏联合及其所获取的利益是以牺牲公司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随着工作职位的大量削减,很多工人遭到解雇,这些失业人员被重新雇用时便成为非工会成员,因而得不到工会的保护,工资水平更低,福利待遇更差,而且工资的增长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供应商及其工人的利益因采购价格持续走低也受到相应的挤压,政府因此不得不降低税率和/或为其提供更多的补贴,否则,公司就会威胁迁往税率低和/或政府补贴高的国家里去。结果,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公司表面上持续繁荣,在这种背景下,绝大部分美国人和英国人只要通过极低利率的借款就可以享受到(表面)繁荣带来的实惠。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最糟糕的事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甚至对公司本身都造成了伤害。由于“开源”更困难,因此,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节流”,主要是通过裁减工作岗位以减少工资支出和通过投资最小化以削减资本开支这两种方式。但是,创造更大的利润只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开始 ,因为利润的最大份额需要以更大份额的红利的形式分发给股东,或者,公司使用部分利润购买本公司的股票,借此保持股票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状态,因而可以将更多的利润间接地重新分配给股东。在所有这些利润的闹剧中,专业高管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因为他们自身借助公司内部优先认股权的方式拥有了大量股票。

显然,这些做法都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首先,削减工作职位短期内可能会提高生产率,但长期来看带来了很多负面结果。其次,工人数量的减少以为着劳动强度的增大,容易导致工人因劳累过度而经常出问题,这样就会降低产品质量,影响公司声誉。更重要的是,由于经常担心自己被公司裁减而导致工作保障感的降低,严重挫伤了工人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的积极性,这从根本上损害了公司的生产潜力。第三,分发更多的红利和回购越来越多本公司的股票减少了公司的留存利润,而留存利润则是美国和其他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的投资的主要来源,这样就和不可避免地减少投资。当然,因减少投资而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还感觉不到,但是长远看将导致公司技术落后并威胁到公司自身的生存。

然而,难道股东就不担心这件事吗?如果公司最终衰败下去,作为公司的老板的股东不是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吗? 不幸的是,尽管股东是公司的合法所有人,但是他们在众多利益攸关者中是对公司生存能力承当义务最少的那部分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最容易退出公司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明白不长期死守亏损的企业这个道理,只要在必要时以极小的代价出售手中的股票,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相比之下,对其他利益攸关者来说,例如工人和厂商,退出公司去做另外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工人很可能掌握着公司需要的精湛的专业技能,而厂商则拥有该公司做生意所依靠的设备。因此,从长远看,他们在公司生存力方面面临的风险要比大多数股东大得多 。这就是我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对公司和公司其他利益攸关者来说都有害的原因。……正如杰克·韦尔奇最近所承认的那样,股东价值可能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