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的方向问题

本文主要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课程内容,我的原始笔记比较粗疏,个人整理的过程中进行了语句的重新组织并且添加了部分辅助材料,略去了中国改革过程等与主题相关度不大的细节。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套自由民主的套餐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是由贫穷的社会主义转向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宽阔的大道。经济学家J•E•Stiglitz把这条道路概括为“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由J•Sachs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作为一剂良药,指导了苏东剧变,而中国,由于掌权的“老顽固”们的反对,只能缓慢的改革,眼看着其他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中国却只能在老路上缓慢前进。但是现实出现了吊诡的一面:中国改革出现了“经济多元化,政治集中化”的倾向,既不同于高大上的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也脱离了那些“老顽固”们的掌握。

按照西方理论,要实现公正合理的社会、发展经济,首先需要一个清廉为民的政府。要保证政府清廉,必须要强有力的监督。这要求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可以抓住较强势的政府的过失和错误,实现身份翻转,政府更迭。而要让政府实现为人民服务,则要求政府由人民授权,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则收回授权。有了政党的横向监督和人民的纵向授权,政府才能够做到廉洁为民。苏联等国家接受了这个理论,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和选举,最终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生产力大幅倒退。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对立,他们宁愿跟别的国家相处也不愿与原苏联国家搞好关系。不同势力的代表因为权力划分的冲突导致了民族与阶层的冲突的加剧,甚至导致了内战。车臣战争、乌克兰动乱。现今如果到东欧,依然能够看到社会的分裂、人民之间的仇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实也不难理解。社会改革如果使谁的利益受损,他就不会支持。受损者是改革的阻力,受益者是改革的动力,社会改革必须阻力小于动力才能顺利进行。而当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的情况下,改革的阻力就会很大。受损的人对得利的人们会怨恨,得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主动放弃,各种势力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代理人参与政治,但当他们的代理人无法为他们牟取利益时,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妥协的结果,最终便会走向对抗。以苏联为例,在苏联解体之前,国家不同阶层就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开放党禁之后,一夜涌出来了200多个政党,不同的政党对权力开始跃跃欲试。然而,经济没有发展的时候,不同势力没有妥协的基础,更不要提由于苏联解体,同一个工业的不同部门分散到不同的国家,造成的生产力大幅度衰退。社会不同阶层只有极少数寡头受益,整个社会只能走向对抗,进一步造成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生产力被进一步破坏,社会总产出减少,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更加扩大。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操纵社会矛盾。因此陷入了社会更加撕裂、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类似的,民族聚居格局下,民族区域代表如俄罗斯的车臣代表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向中央政府不断要求更大的自治权,直至独立。这些关系形成了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发。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当社会的饼越做越大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地保证多数人利益不受损,但是当饼越来越小的时候,多数人利益受损,社会就无法达成妥协,矛盾就会激化。这要求改革必须先有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先从经济领域推动改革的原因。而且,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无法承受不同势力的冗长的扯皮,必须迅速抓住机遇。这是中国政治集中化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政治集中化使得国家在较为平稳中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但是也面临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同,形成了民主党派事实上的依附地位。民主党派不可能通过选举称为执政党,因此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中国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功能较弱,限制了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比较好,但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性,弱化了党内的监督。这就造成官员傲慢、腐败丛生、权力滥用的情况。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两难困境。